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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王网 刘远方 哲学鼻祖 哲学与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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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终极目的

2014-4-22 08:4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637| 评论: 0

摘要: 第一节 改造世界第二节 公共生活第三节 乌托邦主义和自由主义第四节 理想的公共生活返回选择章节 返回总目录第一节 改造世界       马克思说,“关键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革命口号是马克思那个时 ...

第一节 改造世界
第二节 公共生活
第三节 乌托邦主义和自由主义
第四节 理想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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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改造世界   

   马克思说,“关键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革命口号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奏出的最强音。在和平建设时期,是否我们就不需要改变世界了呢?

   邓小平同志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物质生活条件、生活质量、文化生活、政治环境一直到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哪里都和改革开放前完全不一样了。通过改革,我们的生活真正地现代化了。其实,现代化的判断标准不仅仅在于是否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在于每一个体都能平等、自由地去“争上”。过去,虽然人们也在争上,例如争着做劳模、做先进,争着在政治上表现得革命、纯洁,等等。但首先,每个人在起点上并不平等,例如血统论、划成分、家庭出身等等。其次,所有这些“好东西”都是政治集团设定出来的,而不是由人们出于理性自由选择的。因此,过去的中国不能算是现代社会,即使人们使用了大型机器、造出了原子弹。

   改革确实是一场革命,它使中国从一个传统社会根本转变为一个现代社会。从康梁变法以来,中国人确实一直试图进行这种转变,但从社会的基础——经济政治结构——上来看,中国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从根本上进入现代社会。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我们也不能乐观。朱鎔基总理曾在许多场合表达出改革的艰巨和中国面临的重大危机。不管怎么样,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还处于一个改革尚未彻底、制度不健全的摸索阶段。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变革年代,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为改造我们的社会献策献计、尽心尽力。我们虽然没有生活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但我们身上担负的历史使命未见得就比那个时候轻。因此,“改造社会”是“使主观为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责尽力,这固然是一种改造社会的方式,但有时候我们还要在政治、思想观念层面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来。为改造我们的社会、改造我们的生活,我们首先得有改造社会的方案和设想。我的社会改造方案,与我对人生活动总规律的思考是紧密相联的。

   其实,任何一种人生哲学,最后都会涉及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固然是绝不相同的个体,但是既然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我们就不得不和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得不涉足公共事务。人生哲学不可能不研究人的社会生活。既然要研究社会生活,必然就会涉及到社会问题。人是否能生活得幸福,除了和他自己有关,与社会现状有着巨大的关系。人生哲学的归宿既然是使人生活得更幸福,那么,什么样的社会能使人们生活得更幸福,这样一些问题显然就是人生哲学该考虑的了。

   马克思哲学的起点是如何使人们得到幸福,结果发展成一种社会革命理论,要求彻底推翻使人不幸福的资本主义,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这样一种理论发展,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在前面提出并论证了人生活动总规律是“让客观利自己,使主观为社会”(它同时又是一套价值观),现在顺理成章地,我也要来讨论一下社会问题,看看我的这套人生观、价值观是否能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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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共生活   

   社会作为个人的集合体,并不象分子运动那样混乱无序,而是一个有组织有秩序的整体。生活乍看起来全是由个人的活动和体验组成的,其实生活是分层次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层次区分是: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我们可以说私人生活同时也是公共生活,例如某某在公共场所(如电影院)娱乐,既可以说是私生活,也可以说是公共生活(他要遵守公共场所的规定,不得妨害他人自由)。但我们显然更多地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这对概念,例如总统在办公时是在过公共生活,或更准确地说,他是在过国家生活,此刻他不是代表私人,而是代表国家;当他回家和妻子儿女在一起时,他就不代表国家、政党,而是代表他个人。在文明社会中,私生活是受法律保护的,如隐私权,不过,一旦发现私生活中有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发生,例如陈希同用公款造豪华别墅、大吃大喝,那么媒体就有权利对其“私生活”进行暴光,权力机构就有责任立案侦察,“侵入”他的私生活获取证据。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区分大体就是这样的。

   公共生活是如何形成的呢?从道理上来讲(而不是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公共生活是为了调节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形成的。你有你的利益,我有我的利益,人们之间的利益总是会发生冲突,当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么用私人的暴力当场解决,要么就不得不求助于普遍有效的权力机构和规章制度来裁决、调解。前一种情况即使在原始社会也不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利益调配方式,更不用说在现代社会了。两个人在争执不下时,不得不求助于第三者来调解;社会生活也是这样,总是会在一个普遍认可的公共领域中解决个体之间的争端、协调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所描绘的图景是:起先,大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了利益彼此***、欺诈,这样一来谁也无法生活下去,因此大家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和国家,从而形成高于个体的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这种图景显然并没有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从逻辑上来说,这种设想还是很有道理的。人类只要以群体的方式生活,就不可能不产生出公共领域和公共机构。于是,个人的生活出现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两个层次。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划分,在现代社会最为明显,这是因为,现代人拥有更多的私人权利,无论国家还是权力机关,都无权非法剥夺私生活的自由。顺便说一句,文革所谓“斗私立公”,严重侵犯了私生活的自由,这无疑是封建遗毒在现代中国的体现。

   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就要严格划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不要让公共生活完全取代私人生活,不要让行政权力干涉一切(文革中连恋爱、思考、闲聊、记日记都要管)。另一方面,要使公共生活更加健全、更加合乎理性、更加透明。只有建设好了公共生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能管理得好、发展得好。除了政府之外,社团、群众组织乃至个人,都应参加到公共事务中来,不能搞一言堂,不能个人自扫门前雪,因为公共事务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过去中国人习惯于让官僚来管理一切,直到今天,老百姓仍旧只懂得盼清官,却没有想到社会的事务是我们自己的事务,我们都有权过问、有权监督和管理。只有在公共领域建立健全民主法制,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否则人民当家作主就仅仅是一句好听的空话。

   不管在私人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人都要与他人打交道,因此,人生哲学不可能仅仅研究个体的生活。人生哲学最终要关注社会,关注公共生活,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公共生活的秩序,是最重大的问题之一,研究这个问题,是人生哲学责无旁贷的事情。公共生活的主要构成部分是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在马克思那里,这主要体现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在这本书里,我并不打算专门来研究政治-经济问题,我只准备在宽泛的意义上提出我对理想公共生活的看法,其实也就是对理想社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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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乌托邦主义和自由主义   

   传统的社会(改造)理论主要有两条思路,一个是乌托邦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

   乌托邦主义的基本想法是:从主观上构想一个使人人幸福的完美社会,然后通过革命或改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完美的新制度,在这个新制度中,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人人都劳动(自由选择劳动的方式),产品按需分配,等等。在现实历史中,乌托邦主义的表现形态有很多,其中主要的潮流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反对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乌托邦主义的基本假定是,社会可以无限进步,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互助和互爱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乌托邦主义的社会实践成功少失败多,但是这并不证明乌托邦主义没有可取之处。让我们再来看看自由主义,然后再探讨其优缺点。

   自由主义是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提出来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想法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竞争制度,人人都有机会赚钱发财,按能力的大小过适合于自己的生活。其基本的假定是:人总是由切身利益驱动,只要机会均等,就能实现社会公正,使社会自发而和谐地运转。资本主义实际的发展证明古典自由主义的设想过于理想化,因为随着私人占有之资本的增长和扩张,会形成少数资本家的垄断,于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在实质上并不能做到生而平等,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本,便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出卖劳动力的人,尤其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根本就没有机会发家致富,一旦生病或失业,连生命也无法保障。为了防止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新自由主义指出,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宏观管理——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把政府的干预称之为“第三只手”。于是,在资本主义出现了福利国家的实践,即便不搞福利国家,至少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用富人捐的税来维持穷人的基本生活。

   乌托邦主义的优点是:不屈从于社会的既定现状,以高标准来改造社会。乌托邦主义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力,使人们勇于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唤起人们改造世界的激情。其缺点是:忽视客观条件的限制,看问题多从主观愿望出发,缺乏理性和详细的规划。自由主义的缺点是,把私有制看成是永恒不变的,对人生动力的认识较为片面(本书一再论证,一旦超越生存阶段,人生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造福他人造福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乌托邦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已经提出过很多,他们对于这两种思路的片面性认识得很深刻。一方面,他们吸取了社会主义思潮废除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理想;另一方面,他们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吸取了大量知识,从而批判地、科学地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显然是我所不能超越的,但是,他们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例如,他们就没有构建人生哲学。现在,我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来谈理想社会,不失为一种补充。我的想法是,避免乌托邦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缺陷,结合我发现的人生活动总规律,来谈我关于公共生活的理想。

   就人生而言,乌托邦主义设想的人性过于理想化,我则认为,人在生存阶段显然是被物质利益推动的,人首先得求存,求存是人的本能,无论什么样的思想教育,对于“让客观利自己”这个人生规律都只能尊重而不能违背;违背这一规律,无论初衷多么善良,最终只能把事情搞糟,使人民生活不幸福、不自由。邓小平提出,首先要解决人民的温饱,才谈得上搞社会主义,过去连自留地也不许种,邓小平却英明地鼓励农民劳动致富,结果使农民生活大大改观——这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对规律的尊重。自由主义所设想的人性则太简单,人不是动物,人除了求存以外,还有层次丰富的价值追求,忽略了这一点,也是违背规律的。当拜金主义价值观主宰一切时,人们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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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理想的公共生活   

   在向现代社会转轨的过程中,建立合理的公共生活秩序是至关重要的。市场经济是公共秩序的根本保障,但是仅仅靠市场经济是不够的。经济改革只是一条腿,没有配套的政治改革以及其他改革,就是一条腿走路,我们都知道,一条腿是走不好路的。实际上,在民主政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繁荣,贪污的比率是会越来越高的。贪污受贿已经成了中国一个严重的病症,尤其在地方上,贪污腐化、滥用职权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利用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其结果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经济秩序紊乱,非法竞争大行其道,于是权力成了超乎资本的东西,而有权就有钱的现象无疑是封建社会盛行的东西。现在中央采取果断的措施,大幅度裁减政府工作人员,有的县居然一裁就是四千人,可见人浮于事、吃白饭的状况是何等严重。裁员是政治改革的步骤之一,其目的是精兵简政,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我看仅仅通过裁员还不解决问题,关键要在干部选拔和任免以及民主监督做文章。对我们这些没有政治背景和靠山的企业家来说,干部贪污受贿固然是很不好的现象,但是那些不干实事、瞎指挥乱指挥的干部是最让我们头痛的了。有这些干部把持着关键的部门,我们想做任何事情都难上加难。拿我的厂子来说,如果来自上面的障碍能小一些,如果有关部门能给与更多的方便的话,本来是可以搞得更好、更快的——如果我们沙河有了龙头企业,将能很大地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可是,在我们中国,不关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干部大有人在,他们整天忙于官场应酬,整天为自己考虑,要这些人不仅没用,而且还极大地阻碍社会的发展。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是迟早要被推翻的。正是由于这些社会主义的蛀虫,我们的国营企业纷纷倒闭,广大的工人待业家中,他们怎能对这些混帐官僚不愤怒?如果再不彻底改变现状,中国迟早会出乱子。在发展的关键阶段,任何乱子都不能出,我们已经错过了许多发展的机遇,我们输不起了。

   为了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分析和探讨。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的立场,按照马克思关于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观点。我们应当准确的把它引申:资本主义社会为自在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为自为社会。这里的自在社会与自为社会中的“自在”与“自为”四个子的具体含义,除马克思的本来含义外,自在社会和自为社会与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又有所不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应该把它们当作一对范畴,进行辩证的理解和运用。自在社会是自为社会的基础,没有自在社会就没有自为社会;自为社会来源于自在社会,又高于自在社会的准确结论。在自在社会里只能在社会发展总规律中的低级阶段里运行,不能在利用社会发展总规律中的高级阶段运行—不能利用自为社会的规律;自为社会不但能够,而且也必须利用社会发展总规律中的低级阶段中能够利用的东西,同时又能够有目的的、准确的在社会发展总规律中的高级阶段中运行—充分调动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加速社会的发展速度。这样看来自在社会只使用自在的东西,而不使用自为的东西;自为社会却兼而用之。站在这一范畴的支点上看,从数量上讲自在和自为各占百分之五十,资本主义就失去了百分之五十的力量,从质量上讲自在和自为,自为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以上多少没有限制,最高的有时可达百分之九十九,这样资本主义至少就要丧失百分之七十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站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量化、质量方面的比较,资本主义发展速度是赶不上社会主义的,这是第一点。

   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是自在社会规律的使然,是马克思说的那个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以前的社会发展总规律的产物。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是自在社会里的制约功能在发挥着作用,是被动的、是被迫不得已的。即资本主义为了资本家的利益不得不向广大的非资产阶级,采取我们平常所说的虚伪的平等、自由、幸福的口号和手段。从他们把大量的食品、奶油和其它消费品抛到大海里这些所作所为来说是不难说明这些问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理论,是理论发展阶段中初级阶段中的理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如果不能发展、升华,理论阶段中的高级阶段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达到的。即资本主义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社会发展总规律中高级阶段中的社会制度,也就更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能够实现。当然他们也就不能采取共产主义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也包括现在世上任何最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生发展总规律的使然,即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资本主义自行消亡以后的社会主义,而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追求共产主义的产物,准确的讲也是人类发展总规律高级阶段中人性争上的产物,是马克思说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以后的话以后——社会主义的早产儿,也就是现在有人说的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是自为社会。如果我们按照毛泽东所说的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且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路继续发展下去,就能找到中国的具体特色(而不是简单的抽象特色),一条具体的、准确的、全面的社会主义理论来,主要是制定合理的方针和政策等。目前,我们说资本主义比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快,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建立在不择手段上,我们的吃亏就在于不会选择手段或未能选择到正确的手段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在上文所说的“需要坚持什么样的原则”上出了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的很清楚,也属于在正常的范畴之内:因为,当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上也是属于理论发展阶段中的初级理论阶段。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苏联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仿效苏联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死后,斯大林没有找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正确理论,致使一赫鲁晓夫把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直至它的灭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看到这一点,力求从理论上有个重大突破,提出一系列所谓反修、防修的口号,采取了一系列所谓反修、防修的措施,其效果是人所共知的,不再重述。也就是说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并不等于发现了别人错误就会找到我们纠正错误的正确方法。尊敬的邓小平同志根据以上两个经验,准确的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从理论上讲,这个手段是正确的,但是,之所以称为邓小平理论而没有称为邓小平主义和邓小平思想就是说明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具体的主要理论的探讨上没有一个有根有据的、符合逻辑推理的理论体系。它虽然在实践上、从根本上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扭转到正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上来,可是由于没有从理论上彻底探讨清楚,使得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上,还是感到不能超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解释的是否准确,是否全面,它的理论根据又是什么等,都没有一个完整的系列理论篇章。这就使得我们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不相适应,因此达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速度!只要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手段,我们的目的就能够达到,这是第二点。

   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已经说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邓小平等在这一方面都有重要论述,本文不再论述。俗话所说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都是说明了理论的重要性的。理论是实践的产物,反过来又能指导实践,使实践产生质的飞跃。现在的人生活是在前面的人所创造的基础上的,这句话里面不但包括物质基础,更包括精神基础,也就是理论的传播。人类从单个文字到文化、到理论的发展,其中最快的是理论发展——它是人类间接经验传播的伟大使者。社会发展速度之快主要是理论的功劳,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以来任何一次伟大的革命都是理论的功劳,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如此,从瓦特到爱因斯坦——到比尔·盖茨等等,这是第三点。

   我们现在发现了人类、人生、社会这三大规律,就应该去进一步认识和利用这三大规律。否则,我们还将犯更多更多的甚至更大的错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很有可能还是赶不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速度的。上面所说的我们社会中的种种腐败现象和不尽人意的情况,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每个单个人、单个团体,更不能归结到党和政府等主观行为上。准确的说其根本原因是在客观上,也就是说没有发现和利用人类发展总规律和人生活动总规律的结果。贪污、盗窃、行贿也还会出现,甚至由于打击经济腐败现象这手太硬,而打击精神腐败这手太软,不但不会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反而极有可能降低社会主义发展速度。目前很多真正的企业家有能力而贷不出款和银行有款不能贷出的矛盾就是一个证明;很多文凭很高,哲学思维能力很强的企业家(包括国有的和私有的)以及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严重违法乱纪,直至坐牢、枪毙,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以后有作为的企业家及党政领导,甚至是文凭很高的能够理解和利用人生规律有头脑的人们,如果不去认识和利用人生活动总规律,也定会重蹈覆辙;那些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真正作出巨大奉献的人们,尤其是为了改革,不惜赴汤蹈火、肝脑涂地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还会遭到一般人们的错误认识和理解,还会遭到由于改革而失去不应该得到利益的人的打击报复;以至商鞅变法的悲剧极有可能还会在中国重演。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国家,可是我们换来的这个胜利真是太不容易了,代价太高了。即使这样,如果没有我们伟大的党、没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没有邓小平同志和他的理论、没有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我们现在所取得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苏联及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有高级文凭的,现在正享受幸福生活的人们,都不应该去诋毁、去诽谤,甚至真心地去反对他们。随着对这三大规律的进一步的再确立、再分析、再探讨,以致这三大规律被为数不多的人能百分之百的认识和掌握,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管他以怎样快的速度,比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的速度,那是可望不可及的。那么真正愿意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遵循争做第一种人的准则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既有最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人们,只要我们发扬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实践家们迅速、紧密结合起来共同挖掘、共同研究,一定能在很短时间内,使这一对范畴有一个具体的、准确的、全面的概念。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 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超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并极有可能在多则五十年,甚至以更短的时间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美国(如果他们不改变自己的社会制度的话)。尤为在精神建设发展方面。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光说“有中国特色”是不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是两个规律(社会发展总规律和人生活动总规律)的有机结合,这才是关键。与此相比,规定国有、私有、股份制等在经济生活中的比例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这是因为,哪个形式合适就用哪个形式,不需要硬性规定,比如,在落后地区搞私有合适就搞私有,在发达地区搞集体、搞公有合适就搞集体、搞公有。重要的是人,人是第一位的,一切都要为了人。过去强制推行人民公社,而不顾及农民愿意与否,也不考虑各地情况,搞一刀切,结果弄得一团糟,有些地方连饭也没得吃的。

   不过,我们的现任中央政府很有魄力,头脑很清醒,在找到“三个代表”的驾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总规律以后,一定能找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佳途径。本书要解决的问题,是较为抽象的大问题,因此不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具体的建议。现在让我们回到本书的主题上来。

   我思考的问题集中在公共生活上。公共生活含义很广,不限于政府机构改革,而是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在此我并不会去逐一探究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所提出的,是建立理想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或曰出发点。

   前面已经论证和阐述了我关于“人性争上”、“让客观利自己,使主观为社会”的观点。现在我要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往下走。

   现代人的本性集中表现为争上性,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们也可以说,人性争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性论。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竞争是规律,价值规律就是竞争的规律。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的根本规律也就成了社会人生各种规律的基础规律。人性争上是和经济竞争相适应的。因此,理想的公共生活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让所有的企业、公司都能自由、平等地参加竞争,严格以法律为依托,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市场经济本来是一个以自发调节为主的体系,生产、再生产、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都能在市场中良性循环。既然如此,那么所有那些强加的行政干预都会干扰市场的运转,其后果将是:有行政权力的人利用权力在市场中谋取暴利。现在政府规定军队不许经商,这是一个很英明的举动,否则用军车走私谁能管得了?

   人性争上与经济竞争相适应,并不是搞拜金主义。人要吃饭要生存,所以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搞自由经济竞争,就是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去争取衣食住行等根本的生活乃至较为舒适的生活。因此,人性争上与市场经济的挂钩,主要的意义就在于,要建立一个能保障大家凭自己的能力就能吃饭穿衣、过上舒适生活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根本的公共秩序中,人们的劳动能换来合理的报酬,人们的投入能公正地得到回报。过去反对成家成名,否定个人的自由发展,人人处于落后贫困之中,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注意蝇头小利,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做到“为社会”。要想使人人乐于“为社会”,就必须鼓励人们利用客观因素利自己。

   当然,这个秩序还要让弱者也能生存下去,要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即使是很有能力的人也可能因为疾病或衰老成为弱者,因此对弱者的保障是非常有必要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基本教育保障等等,都是我们的公共生活中头等重要的大事。谁来管理这些事务,怎么管理,都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和专家论证的大事。其实,腐化和渎职绝不仅仅发生在官场,只要是有公共权力的场所,就有可能发生这种事,例如医院草菅人命的事件屡见不鲜,抗洪救灾的捐款常常落不到实处。

   有了上述秩序的客观保障,“让客观利自己,使主观为社会”的人生活动总规律就能基本上得到贯彻。不过,对于“使主观为社会”这一实现更高人生价值的阶段来说,上述公共秩序只是一个基础。要想让所有人尽可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让所有人都认识到奉献社会服务他人是最大地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还有待于建立更为复杂的公共秩序。我们不妨象乌托邦主义者那样先提出一个完美设想。完美的公共秩序是:能够让人们礼貌相待,和平相处,能够激发人对人的爱心,激发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能够让每个人觉得美好的事物能够在社会中找到,美好的愿望能够在社会交往中顺利实现。

   可是我们现行的公共秩序却容易让人产生自私自利、彼此为敌的想法,容易使人看不到人生中可能存在的那些真正美好的东西。这样一来,尽管“人为社会所做贡献越大、人生的价值就越高”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但人们却往往难以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人民群众往往满足于一些低级的消遣,对于美好的事物缺乏了解。更有甚者,社会犯罪率逐年上升,人情冷漠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对美好事物没有一点感觉,谈何追求美好事物?讲大道理根本就不管用,如果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对人的关系就象狼一样,对儿童进行崇高的共产主义教育是不会起多大的作用的。家庭和社会是个大课堂,每个人都在这里面成长。关键在于要在公共领域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使人们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各种美好事物,一旦他们真正尝到甜头,就不愁他们不会用尽心思去追求。古往今来都有一些人为了追求美好事物而不惜流血牺牲,试问,假如这些美好事物本身并不让他们感到美好、不对他们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怎么会甘冒死的危险呢?只有当美好事物确实变得吸引人时,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形成“人往高处走”的蓬勃局面。

   抽象地说,理想的公共生活就是要通过一些设施和结构来树立“让客观利自己,使主观为社会”的价值观。“让客观利自己,使主观为社会”的价值观如果能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成为人们的常识,那么人们行动和选择就有了明确的准则。可是在现在,明确的准则是没有的,人们乱摸乱撞,表面上看是现代生活的自由,其实是一种价值的失落与缺失。在价值观混乱的

   状态下,即使有人去追求美好事物,去实现最高的人生价值,也难以得到大家的认可,难以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如果投入并不能带来回报,奉献自己却并不能造福社会的话,还有谁会有“为社会”的积极性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规律与人生规律的结合。处在主客观交互作用下的人生活动,其基本规律是:让客观利自己,使主观为社会。让客观利自己是指:让人生的各种外在物质条件为我所用,使人活动的客观效果有利于我的生存和发展。让客观利自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猛将来自行伍,良相出于州府”,实践出真知。使主观为社会,就是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做贡献,尽自己所能做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群众的事。主观,既是思想观念上的,也是行动上的。人生活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做出贡献,贡献越大,人生的价值就越高。只有通过让客观利自己造就了高素质的人,才能做到使主观为社会。只有每个人都积极为社会做贡献,以自己的智力和财力为他人做好事,才能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使人们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感到生活幸福。社会秩序是人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环境直接影响到人的心态和行为,曾有美国心理学家做实验,把两组人分别放在良好和恶劣的环境里,结果发现,处在环境幽雅的办公室里的人,对于实验者出示的人像照片表示出更多的好感。社会环境好比是水,人好比是鱼,鱼不能离开水。人的善恶不是先天的,而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环境好,善人就多,环境差,恶人就多。

   社会进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幸福不是抽象的东西,幸福就是在社会环境中感到幸福。假如一个人自己很“幸福”,可是整个社会状况却使他寒心的话,他的幸福就是不完全的。合理的公共秩序在建构幸福感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

   考虑到客观条件,为实现理想的公共秩序,我认为关键在于要建立民主制度,让合适的人、合适的机构来维护公共秩序,让群众有机会过问公共事务,把真正的能人推选到合适的位置。只有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才能激励大家“天天向上”;否则,只能象文革吃大锅饭那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人的潜力是相当可观的。即使是极普通的人,也有潜力可挖。良好的公共生活,最终应保障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要提供方便的条件“利”人成长、发展。如果说个人的活动规律是让客观利自己,使主观为社会的话,那么社会的责任完全就是利人、方便人,而不是整人、浪费人。这里说的“社会”,实际上就是指公共生活(主要包括公共管理机构和权力机构)。公共生活是每个人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而形成的,公共生活只能为了每个人的幸福而存在,不能成为少数人压迫和剥削多数人的场所,也不能成为多数人或所谓代表多数的权力机关压迫和剥削少数人的场所。从现实性来看,为建立理想的公共秩序,我们不得不与那些公共生活中的蛀虫做长期而艰苦的斗争,这些可耻的蛀虫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是绝不会主动退让的。为此,我们每一个向往美好生活的公民,都应该积极支持党和政府的政治改革,为提高我们的民主与法制素质而努力;只有提高了全民的民主与法制素质,才能有效地、合法地对滥用职权者做斗争。

   公共生活包含了很多的层面,其中一个重要的层面是公共舆论领域,如报纸、电视、集会、演讲、辩论等等。公共舆论是使公共生活变得合乎理性的关键领域。公共理性只有通过平等的辩论才能得到维护,所谓“理不辩不明”,在这方面,我们的公共传媒在建立公共理性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让容易感情用事的平头百姓畅所欲言,他们才能具备更多的交往理性,才能具备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现在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和大家交流、辩论,以期和大家达成共识,为建设我们的公共理性(交往理性)贡献小小的一份力量。理性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理性对于公共生活来说尤其重要,在我们建设美好生活的过程中,理性无疑将发挥重大的作用。无论是讨论问题、形成公共舆论,还是制订政策法规,规划蓝图,都离不开理性的参与。靠暴力和强权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实事求是?喊口号不行,要有理性思维的能力。我们的学校教育也要注意培养这方面的能力,而不能仅限于传授专业知识。一个仅仅由技术人员组成的社会领导阶层肯定是不够的,一般的理性能力,尤其是反思人生、反思社会的理性能力,无疑是必需的。术业有专攻,哲学工作们的专项就是理性思辨,他们无疑负有向公众传播理性的神圣职责。

   我希望这本书能进入公共舆论领域,让更多的人能了解我关于理想社会的想法。我的基本想法简而言之就是:要让我们的社会生活蓬勃有生气,让人人都活得有滋有味,让每个人都有动力、有机会去争上,从而最大地实现人生的价值。

   换言之:要让所有人都能认识和自觉运用“按照规律办事,以较小的投入获取较大的利益”人类发展总规律,“让客观利自己,使主观为社会”的人生活动总规律,在社会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造成“让客观利自己”和“使主观为社会”之间的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我们对人类发展总规律、社会发展总规律和人生活动总规律,以及人性争上等诸关系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定有错误之处,希望我们共同分析、研究解决。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我们要想很好的改造世界,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驶向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速度的高速公路,就必须用“高瞻远瞩获真知”的方法,从而达到“高屋建瓴”的效果,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按照规律办事,以较小的投入,获取较大的利益”;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让客观利自己,使主观为社会”;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向社会索取越少,为社会奉献越多越好”。我们的党只要能够对全国人民准确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所谓准确,就是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制定不同的达标标准,营造适应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环境,人们就一定能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指导我们的行动,人们能够准确地找到各自的位置,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会以一日千里的速度超过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是我,一个爱好哲学思辨,努力进取,以奉献社会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农民企业家的一个美丽的梦想和善良的期望。

    一旦这个梦想实现,我们离共产主义也就不远了。到那时——“在共产主义社会最高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到那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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